中国近些年经济稳步的增长放缓，重要的是总需求相对或者绝对收缩，导致了生产增长的可能性边界受到严重的压抑。纵观这一周期，多年居民消费需求疲软，近两年房地产商投资和居民购房需求回落，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严峻，2023年5—7月出口需求开始负增长。对此如果没有大力度的改革扭转，中国未来15年的经济可能会陷于低速增长的区间。那么，中国国内的总需求为什么不足，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怎么样才可以提高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需求格局？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对策不一。作者觉得，需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方面有所突破，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去观察格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处理问题的路径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笔者开一专栏，今天刊载之一。

  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投资需求不足，阻塞了国内生产与需求循环，这是近些年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1][2]毫无疑问，居民消费和投资支出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然而，哪些原因造成了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和消费投资能力偏弱？怎样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居民消费投资的支出？对此，有学者认为是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低收入水平人口的消费不足，应当加强再分配，推进共同富裕才能增加居民消费；[3]也有的学者认为是财政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保障支出不够，导致居民这三项支出大而常规消费需求能力偏弱，国家应加大这方面的支出；[4]还有学者认为，农民收入水平过低，重点应当振兴乡村，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扩大农民消费支出；[5]王弟海等也撰文提出了有益的看法和对策建议[6]。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需求侧的经济增长表达为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和净出口增长率乘以各自对增长部分贡献的权重，再将三者进行相加。但其假定条件是，市场配置资源，允许交易，产品和要素市场确定价格，而价格又是分配的机制。生产结果方面，劳动、资本和土地按各自贡献分配各自的收入；在财产方面，居民可以用资产进行投资，或者将其交易，获得财产抵押生产收入、入股获利、出借获租和出售收入。

  然而，中国“生产—分配—收入—支出”循环链上有着各个环节的二元体制扭曲，程度不同地影响着经济循环中的流向、流速和流量，造成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笔者曾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并定义了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并根据二者及其差值，估算生产方面的体制剩余要素和资产数量，观察其通过改革纠正扭曲加以释放，所蕴含的生产增长潜能和可能对增长的贡献。[7]本文在需求侧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上，秉承二元体制数理逻辑分析方法一致性的原则。

  需求与增长数理关系、重点需要关注“分配—收入—支出—投资”渠道流量、综合逻辑运算分析，认为总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持续过剩的总量性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及投资支出占GDP比重过低。其由几个重要因素构成，如就业人口数量收缩、人口从低收入处向高收入处流动受梗阻、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城镇房价过高、禁止农民住宅交易和财政民生支出比率过低等。

  需求侧不存在体制性剩余收入和消费及投资。在需求与增长方面，居民收入与需求有哪些二元体制扭曲？获得收入的经济主力人口由于行政干预而减少，人口向高收入城镇和农业流动被堵塞，土地交易收入分配的流向被扭曲，农村住宅禁止交易而失去收入源，城镇高房价转移了居民收入逆流，民生方面政府支出比率低挤出居民现有收入等。准确地说，二元体制中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上涨的速度下行，其逻辑传导是体制分配扭曲：或是居民应分收入被过多地转入政府和企业项下；或是居民已有收入因支付过高房价而流入政府、房地产企业和银行项下；或是居民收入支付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居住保障而节省了政府收入的支出，造成居民消费和投资流量过少。

  笔者观察发现，20年前同等发展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标准值，与生育管制体制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实际值之间存在扭曲；同等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国家市民化比率标准值，与迁移受阻国家人口市民化水平实际值之间存在扭曲；同等国家土地交易收入所有者与政府间分配比例标准值，与中国农村土地转移出让集体农民与地方政府间分配比率实际值之间存在扭曲；城镇住宅作为可交易资产获得收入的标准状态，与农村住宅不是可交易资产因而不能获得收入之间存在扭曲；一般国家居民购买住房的房价收入比标准值，与中国居民购买房屋房价收入比实际值之间存在扭曲；一般国家财政民生支出比标准值，与中国财政民生支出比实际值之间的扭曲。

  居民对富裕生活追求的需要与增加居民有效消费和投资支付能力，是未来中国需求侧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中国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和财富拥有方面，农村处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而城镇居民只是达到了中后期阶段，并没有完全达到富裕社会的水平。一方面，二元体制收入和支出流动扭曲，使居民项下收入流量过少，或其收入被转移，或其收入被用于替代政府的民生保障支出，造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投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分配和支出体制改革，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是未来需求侧经济增长的巨大动能。

  周天勇稳增长专栏（二）：总需求不足总体直接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过低

  中国国内的总需求为什么不足，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需求格局？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对策不一。笔者认为，需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方面有所突破，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去观察格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笔者开一专栏，今天刊载之二。

  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民营企业发展力度很大的各项促进政策，除了一些体制还需要实实在在地进一步松绑外，民企投资犹豫的另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消费疲软，即难以找到有市场需求的可投资领域和项目。从问题导向出发，在提出对策之前，我们先来一层一层地分析需求为什么就不足了。

  一般经济开放的国家都存在投资和消费两种需求，而消费又分为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及出口需求，投资则分为居民投资、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因为居民投资通过购买股票、银行存款（转为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入股企业等方式，最后体现为个体工商、独资、合伙和股份公司等法人的投资支出；在经济统计中往往将居民投资和企业投资归并。数理上可以用居民收入消费率参数计算居民收入投资率（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将居民收入的投资部分分解出来。因此，居民收入分配占GDP比重过低，不仅影响需求侧的消费不足，也影响民间投资不足。从中国的统计数据看，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民间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一般呈正相关关系。

  在均衡增长中，支出法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等总需求增长，要与要素投入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形成的总供给增长相等。一般来说，需求长期大于供给，容易形成通货膨胀，但有利于生产能力扩张和产出的增长；而需求长期小于供给，则生产能力扩张停止，并且不断收缩的市场需求要求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造成产出增长长期处于下行状态。

  特殊的体制条件下，需求不足是总量问题，结构扭曲也会造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失衡。在本文的分析中，由于生育管制、人口迁移受阻、土地收入分配扭曲、禁止房屋交易等，不仅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也影响居民这些投资需求能力。因此，在分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也需要有由收入分配扭曲造成的居民投资需求不足的变量加入，观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生产、分配、支出三个环节观察GDP的结构，与国际标准值相比，中国劳动者工资贡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在不同环节中的比重都过低，从1978年到2022年的情况来看，1978年工资占GDP比重最高为33.89%，原因在于城镇就业的单位比重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而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最高年份是1983年，分别为62.45%和52.01%。到2022年，职工总工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总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4.02%、43.03%和28.62%，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分别为25.40%、47.72%和37.83%。[1]

  从1978年到2022年各种需求的交替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体制改革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乡镇企业发展也强劲，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能力增强；并且吃大锅饭向按劳计件等分配转变、扩大企业自主权、可以计划外生产销售等，使生产率提高，城镇职工工资收入也增加，扩张了城镇居民消费。消费需要供给扩大，供给扩大需要产能投资，产能进一步满足居民消费需要，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间形成良性循环（见图2）。

  标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总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为东亚两新型工业化地区1981-2005年加权平均数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韩国央行和世界银行等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1998~1999年居民购房支出为原城镇居民居住无偿分配的住宅商品化改革而发生的居民购买额，2000年数据中也包括一部分改革支出；2000~2022年，居民需要的住宅由房地产商开发建设销售，并由居民货币支出购买。由于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有相近之处，我们将韩国和中国台湾1981~2005的经济发展与1998~2022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相对照，取其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为标准值。

  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前1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降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加入WTO，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也上升了20个百分点左右，最高的2006年达到35.36%。1998~2000年3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居民对无偿分配给自己的房屋按照改革价格支付总价款，以及后来商品住宅的购买总支出，平均占2008~2022年GDP的21.13%，其比重最高的2005年达到26.47%。出口需求替代和居民购房支出需求弥补了居民消费需求的降低，仍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三个需求比重先后从2008年和2010年开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到2022年，居民消费总支出、居民购房总支出和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下降为28.62%、19.80%和9.47%。

  中国国内的总需求为什么不足，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需求格局？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对策不一。笔者认为，需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方面有所突破，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去观察格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笔者开一专栏，今天刊载之三。

  居民收入及消费投资需求收缩性变动已经产生或还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自然变动情况下）。而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偏离应有标准值而逐步下降。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住宅商品化和土地大规模竞价出让，再加上加入WTO后出口导向的推动，即使已有不利影响，90年代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期间，我们还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凸显于2012年，供给大于需求压力使经济增长从8%以上的高速度跌下，并且不断相对收缩的需求要求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使增长速度持续放缓。[1]

  前20年生育管制，致使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需求相对收缩，合计影响2012-2022（下同）经济年均增长0.37%。中国人口数量最后一波高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其中期后，最高的198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16.61‰。从1988年开始，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开始下行。20年前自然增长人口在20年后进入就业创业，但此时有消费和投资支付能力的经济主力人口绝对数量减少。我们以20年前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未对人口生育进行行政干预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标准值，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差值，计算损失的居民边际消费从22亿元增加到4036亿元，损失的居民边际投资从7亿元增加到2030亿元，分别在需求侧造成了年均0.25%和0.12%的经济增长损失。

  人口从农村农业向城镇工商业转移受阻，影响了受阻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创业投资能力，在需求侧造成了经济增长速率年均0.7个百分点的损失。我们以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未对人口迁移进行行政干预国家的市民化率为标准值，以中国城镇户籍人口率、非城镇户籍常住人口率和农村常住人口率的三元扭曲值计算，2012~2022年间，迁移受阻累计分别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13151亿元和51497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20个和0.58个百分点。

  农村和城郊土地征收交易收入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分配扭曲影响了农民合理的收入和需求流量，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28个百分点。2012~2022年，以市场经济体国家土地市场配置，农民可获得土地交易合理的收入为标准状况，以中国农村土地由地方政府零价格低补偿征用，行政垄断出让，交易收入97%以上归地方财政为扭曲状况计算，分别造成农村户籍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12646亿元和11519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14个和0.14个百分点。

  农村住宅不是市场经济的资产，禁止和不能市场化交易，农村居民不能获得这部分财产市场化收益，影响农民投资及消费能力，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17个百分点。以市场经济农民住宅可以交易为标准状况，以农民住宅被禁止或不能够交易为扭曲状况计算，2012~2022年分别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6119.00亿元和9179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07个和0.10个百分点。

  城镇住宅单一供给渠道扭曲，其高房价过度转移了买房居民的收入，挤出居民消费能力，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55个百分点。以联合国人居组织倡议居民房价收入比不超过6为标准值，以中国实际居民房价收入比平均11为扭曲值计算，2012~2022年，边际转移居民收入，即挤出居民消费需求从2030亿元增加到5465亿元，规模最大的2020年为7371亿元，累计边际挤出居民消费支出规模达49131亿元。

  财政对民生支出比例过低，居民额外负担教育、医疗、居住等支出，其减少的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经济增长年均0.64个百分点。以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马来西亚、秘鲁、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发展水平相近国家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例为标准值，以中国福利支出占GDP比例为扭曲值，比较如图2所示，计算民生、教育、医疗、生育等支出不足，边际影响居民日常消费需求从2341亿元增加到6592亿元，累计边际挤出居民消费支出规模达57558亿元。

  上述各项加总，从需求侧看，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能力较弱，分别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年均1.93个和0.94个百分点，总计造成2012-2022经济增长年均2.87个百分点的损失。

  笔者按：中国国内的总需求为什么不足，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需求格局？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对策不一。笔者认为，需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方面有所突破，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去观察格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笔者开一专栏，今天刊载之四。

  从未来拉动经济增长需求的条件来看，由于出口需求不确定性很大，并且以此为主也不符合富民之道，而国内需求中的住宅供给已经饱和，购房支出需求大概率会急剧下降，因此，居民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能不能回升和替代成了主要问题。从深层次和综合性的考量来看，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了居民收入消费和民间投资需求持续降低减弱？由于二元体制经济，我们在资源配置、商品用途、收入分配、投资去向和消费比重方面发现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重视政府收入的集中和增长，忽视居民收入分配和提高。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税制不完善和财政地方包干制，使得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双双过低。后来通过利改税以及增值税中央高与地方低分成等体制的改革，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后来又出现GDP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趋势，成为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1]

  第二，重视向外出口创汇及需求，忽视国内居民的消费和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工业装备、生产原料、制成品和平衡服务贸易逆差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外汇。另一方面，出口品生产使用了土地和劳动力形成增加值，国际市场开拓则扩大了中国生产增长需求。然而，出口生产的增值退税，财政收入减少、国内生产产品成本相对较高，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产品比国内生产销售产品便宜。[2]因此，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压抑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问题。

  第三，重视城市和建设，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忽视居民收入分配、支出去向及消费的能力。进入21世纪后，各地加快了城市、二三产业园区和交通枢纽等面积扩大及其公共设施建设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大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力度。[3]从资金来源方面讲，政府以零价格从农村城郊征收巨量的土地，转移了农民本应得到的一部分收入；而土地的竞价出让和高房价，又使地方政府及通过一条渠道供应居民住宅的房地产商过多转移了购房居民的收入，这就从城乡两个方面影响和挤压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4]

  第四，投资和消费的主体及涉及领域方面出现诸多失衡。由于在二元体制中，计划和行政的力量较强，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往往被忽视，投资需求侧失衡表现在：重视政府主导的公共和基础设施投资，忽视民间制造业投资；重视国有企业投资，忽视民营经济投资；重视上游产业和重工业化投资（盈利的国有企业一般在资源、原料、能源和国防等工业和供应领域），忽视竞争性制造业装备和服务居民生活的制造业投资。在分配和消费方面的失衡表现在：重视政府、事业及国企机构和人员的经费和消费，轻民生转移支付，忽视居民的收入及消费。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不论中国建设多大规模的城市、多少园林和城市公共设施、多少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果全国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消费能力不足，城市里没有相应多的市民，加上农村居民收入很低，购买需求较弱，出行需要不多，都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萧条的城市、人群稀少的街道、车辆稀少的高速、乘客稀少的高铁、游客稀少的旅游地、开工率不足的工厂和产品积压的仓库。同时，如果产品不能更多地出口，没有很多的国外游客入境，那么重投资建设、轻生活消费，以此将城市、交通、产出能力和生态环境建设更好初衷的后果，却是生产严重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

  持续推进出口导向和房地产动力，给20世纪90年代最后10年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其动能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逐步衰减，同时20世纪90年代开始，居民收入及其消费和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已经不能替代和弥补出口和房地产需求回落，使增长速度放缓凸显了出来。

  1981~199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56.48%和48.24%，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34%。改革开放初的1978~1990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44.74%和43.06%。80年代初各方面的改革快速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高的1983年分别达到62.45%和52.01%。

  1991~200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降到了47.22%和38.68%，比上个10年分别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仍然为10.45%。20世纪90年代中，国际上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国内居民需求相对收缩，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时间不长的缺乏动能的阶段。

  对居民消费需求水平下降的替代因素主要有，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城镇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分流、推进税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比重、地方土地有偿出让财政、个体户工商和市场管理费提高、鼓励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发展等改革和发展举措，政府和企业资本收入占GDP比重上升。这一阶段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虽然占GDP比重下降，但是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日韩新对华和中国台港澳企业直接投资需求大幅度扩张，这对居民需求水平下降可能波及增长速度放缓实现了强有力的替代。

  2001~201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继续下降，分别为44.13%和34.06%，比上个10年分别下降3.09个和4.62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平均还是10.55%。

  那么，在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在第二个10年中继续下降的状况下，为什么经济还是强劲增长？主要的需求替代为，一是出口需求占GDP水平上升。1991~2000年，出口占GDP比重平均为18.16%，2001年加入WTO后的第一个10年中出口占GDP比重上升到27.78%，其中最高的2006年为35.36%。也就是说，国内生产的产品，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减弱的部分，被国际购买需求增加所平衡。

  二是城镇居民原来消费支出需求，一部分被需要购置住宅支出形成的需求所替代。1998~2000年3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城镇居民居住从无偿分配向购买商品住宅转变。2001~2010年，居民除了一般消费支出外，用于购买住宅的支出平均占GDP的7.13%。因而，国内经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被出口需求强劲和购买住宅需求所弥补，GDP还是保持了高速度增长的态势。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和政府福利占GDP比重标准值看，据OECD数据，2021年德国、法国、英国、印尼、日本、韩国、墨西哥和越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为75.29%。[5]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这些国家加印度、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加权平均为61.33%；2020年除了印度和越南数据缺失外，这些国家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简单加权为22.25%。[6]而1981-2021年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加权法计算的居民人均支配总收入和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57.37和51.93%。[7]

  前面已经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下降，一直到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还处于高增长，是因为1992年的市场化改革、个体民营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扩大，与世纪交替前后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和加入WTO两个阶段的重大需求动力所支撑。2012年开始增长速度放缓，出口导向需求减弱，城镇住宅购买需求放缓，使得长期积累的居民收入和需求占GDP比例低，其单一动能不能支撑住增长速度的深层次问题凸显了出来。

  生产严重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从2011年以后跌入8%高速增长以下，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标准值设为55%，将居民消费加政府民生转移占GDP比重设为标准值，考虑中国国情放低到57%左右，以（8）式计算。2011~2022年，居民收入、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3.04%、30.36%和12.69%。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居民消费和居民各类储蓄投资等总需求，其按照设定的最低水平差值比较，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边际数量收缩率影响增长率损失分别为1.94%和0.93%，从需求侧造成了年均GDP名义增长损失2.87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损失年均为2.12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2012~2022年GDP年均增长为6.37%，如果没有上述影响居民收入消费及投资的体制性扭曲，则在这11年间，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应当为8.49%。而韩国2003年和中国台湾地区1998年从8%速度跌下时的人均GDP分别为12094美元和14048美元，高增长时间分别持续了43年和48年。中国大陆2012年从8%高速度跌下时的人均GDP为5447美元，高增长时间为33年，相比缩短了10年。其原因是，即使不包括政府转移支付，韩国1975~200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平均分别为66.3%和55.6%，中国台湾1981~1997年间，平均分别为57.6%和50.8%。与之相比，中国大陆发生了与工业化进程正常变化规律不同的逐年深度下降趋势。

  总而言之，中国生产过剩的主要矛盾是国内居民收入决定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相对供给能力较弱。是“人口—生产—资产—分配—收入—消费—投资”流程被体制所梗塞原因，从需求侧形成了对增长动力的压抑。

  周天勇稳增长专栏（五）：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是未来10年左右理想增长的关键所在

  笔者按：中国国内的总需求为什么不足，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怎么样才可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需求格局？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对策不一。笔者认为，需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方面有所突破，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去观察格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笔者开一专栏，今天刊载之五。

  萨伊说，生产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然而，凯恩斯认为，投资者和居民的储蓄和货币偏好趋强使经济体系发生了流动性不足，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说明萨伊定理不成立。于是他提出政府需要进行宏观需求方面的管理，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经济体系注入货币，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从而抹平周期波动，恢复经济繁荣。辜朝明先生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问题的分析及其政策建议，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典型案例。不论对其的争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生产增长有需求最大的可能性边界。

  与日本当年不一样的是，中国目前和未来的情况不是先富后老，而是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差距较大情况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这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着力于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其实也就是经济稳步的增长未来的潜能。从笔者前四篇专栏文章看，中国目前总需求不足，主要是扭曲的体制导致“城乡居民创业就业——农民无资产财富—生产资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支出”流动循环发生了梗阻，在房地产需求回落和出口需求不稳定趋势下，逐步地进入了国内消费需求越来越小于生产总供给的困境。

  因此，当务之争，是通过各方面的改革，快速和持续地提高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当然，不同意见认为改革是慢功夫，解决不了眼前的短期问题。我不这样认为，中国每一次经济从下行向上向的转折，都由改革实现，而不是经济政策刺激。如1978年的第一次大力度改革，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1978年的从44%左右，在1983年时提高到了62%。GDP增长率从1976年的-1.6%提高到了1978年的11.7%，1984年最高时达到了15.2%。

  经济稳步的增长从需求侧看，主要问题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总体的方向是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在一定年份中使居民收入和消费及投资需求占GDP比重扭曲值向大多数国家标准值靠近，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流量比重，扩大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流量。也就是通过涉及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体制的改革，让居民富裕起来，释放其消费需求的潜能，给供给侧的经济增长提供需求侧更大的可能性边界。

  改革的目标是，2023~2037年，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GDP比重逐步从43.04%提高到65%，在政府加大性支出的情况下，居民收入消费和投资率从62%和38%向75%和25%变动，政府教育医疗生育等民生支出占GDP比重从5%提高到15%或者20%。

  2023~2037年，需求侧进行人口迁移放开、允许农村土地交易、放开农村住宅同房同价同权市场、居住供给多元供给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比重等改革，年平均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48210亿元，居民投资年均增量为11523亿元，共同在需求侧形成年均3.11%的经济增长拉动速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未来的15年中，一是由于出口的不确定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饱和，企业投资增长决定于居民消费市场的容量，因此，需求侧增加居民收入，改变GDP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占比过低，是首要的需求侧增长潜能，并可以替代投资、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主要动能。

  二是未来供给侧方面，需要通过发展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参与率；而资本和土地创造的收入，需要通过初次和再分配及其支出，更多地向居民转移支付和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倾斜。

  在二元体制中，居民收入增长和需求扩张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应通过由收入分配、消费支出和居民投资等各方面体制的改革，释放被禁锢的居民的需求而形成。通过人口迁移市民化水平、农村集体土地交易收入农民比率、农村住宅禁止或允许交易、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和政府民生支出占GDP比重等需求侧体制转轨，缩小其标准值和扭曲值之间差值，可以测算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和释放其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潜能。

  从这个渠道的收入、投资和消费流动和流量来看，城乡户籍、教育和医疗等城乡分割，城镇对农村户籍人口限购住宅车辆等，拟向城镇迁移的农村人口因土地、房屋不能等价交换退出而流动缓慢。需要改革这些体制，使就业机会少、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不高和消费水平低的农村农业人口向城镇工商业领域流动。这会在需求侧使劳动力和人口得到较高水平的工资和其他可支配收入，从消费支出的居民投资方面形成国民经济的新增长潜能。

  根据仿真试验推算，改革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制，居民收入提高和需求扩张产生的经济增长潜能，在需求侧能实现未来年均0.58%的新增长动能。如果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如果让迁移人口的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如果让农村住宅、宅地、承包地等能够交易或托管退出房地消除其对流动形成的黏性，如果对迁移人口在城镇提供廉租房和基本医疗保障，即切实推进市民化进程，到2037年，将城镇常住但非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从2022年的18.05%逐步降低到0，农村人口比重从34.8%逐步降到12%，市民化的城市化比重提升到88%，农村年均消费和投资增量规模分别为6146亿元和3943亿元。

  与劳动力和资本的可流动性不同，各个地点的土地和房屋都被固定在地理的经纬度上。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农村土地和房屋要素及资产，可以在不同的生活、生产和公益用途中变换配置。土地和房屋可以由货币作为中介交易，价格可以通过交易而发现，变成了有价值的资产，而所有权、使用财产权、使用权的交易和出租，使农民能够具有“资产交易出租—分配收入—投资及消费”渠道和流量。但如果土地、房屋不属于资产，而是无价值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从经济流动看，意味着在农村和城郊，没有这样让农民从土地、房屋资产上获得分配收入并进行消费及投资的机制。

  因此，通过农村土地和房屋的资产化改革，形成市场经济运行中农民“资产—收入—支出”的渠道，在需求侧获得增长潜能。

  从未来需求侧GDP增长的稳定和加速的目标来看，一是应当放开农村和城镇土地及房屋市场化交易，其收入先是农民集体与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成，后再推进收入归农民而地方政府收入部分为收税的改革；二是放开农民住宅自由交易及其范围，既可以在农民之间交易，也可以出售给愿意到农村居住和创业的城镇居民。

  推进农村土地资产化和农村地上住宅建筑资产化改革，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并减少土地征用对农民收入的转移，在未来的15年中，年新增的居民消费支出累计规模为202855亿元，需求侧将形成年均0.78%的新经济增长动能。

  住宅是居民因居住需要而购买的价值很大的不动产。房价收入比，实际是一个社会居民购买居所支出流量的一个闸口。当住宅建设的土地一个渠道垄断供给，而住宅建设和销售也只是一个渠道供应时，房价收入比也是一个渠道上的闸口。当闸口的居民房价收入比为3~6，最高不超过6时，购房家庭收入能够正常地支付还本付息，并进行正常的消费支出，财务破产的风险也要小一些。因此，将过去高的房价收入比11.43减小到6和6以下时，就会节省居民的收入流量，可用于其消费支出和其他投资。

  住宅多元供给体制改革，通过降低居民的购房和居住成本，可外溢出有支付能力的居民需求。城镇住宅应当多元化竞争性供给，并且政府建设一定的廉租房（理由是30年来地方政府从农村零地价转移土地和收入发展了城镇和工业，后续应当逐步地以城镇廉租房的方式对农民进城市民予以弥补），以此促进居民收入和扩张居民消费投资需求，在未来的15年中，年均新增的居民消费投资支出36729亿元，累计规模为527321亿元，需求侧将形成年均1.01%的新经济增长动能。

  民生支出比率是一个国家政府向居民提供福利渠道流量的水平。从世界主要国家看，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推进财政支出结构转型，提高政府民生支出比例，改革会替代居民生育、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一些支出，对居民其他消费能力形成溢出效应，其需求侧增长潜能。

  目前中国民生支出比重在5%左右，我们将2037年中国政府对居民的福利支出比重最低水平即使设定在15%。财政民生支出体制的改革，就是福利支出比重从5%左右逐步向15%靠近。这样，在未来15年中，每年新增的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为22926亿元，累计规模为343897亿元，在需求侧会形成年均1.13%的新经济增长率。

  上述几项重要的体制改革所产生新增居民消费和投资能力，在需求侧获得的年均新增长潜能为3.11%。这与需求侧总量模型的计算一致，也与供给侧各项体制改革形成的年均3.11%的增长潜能均衡。

  土地和淡水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最基本资源。而人口、土地和淡水，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组合资源。一个国家，从国土开发利用率看，即已经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有一个标准值，一般在80%到90%之间。而人类经济社会必然是逐水而发展的，因为只有充裕的淡水供给，才能保证农业、工业、商业、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用水。没有足够的淡水，发展就遇到约束，生态环境也会土地干旱、弥漫沙尘和荒无草木。因此，各国都十分重视水的供给，从世界一些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看，人均工程调水量在100到500立方米。

  一般来说，国土由市场调节开发利用，而调水工程则由政府提供。只要有利可图，人们就会去开垦耕地、修筑民居、建设工厂、形成集市；而政府提供学校、医院、警所、道路、供排水、交通和城墙等公共设施。然而，调节水资源分布，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因出水入水地区关系复杂、工程投资量较大、建设投产期长、用水需要分配、需要跨区域建设、工程调水与土地开发也要协调等，则主要由中央和至少省一级政府从事决策、投资、建设和运营。

  中国目前国土开发利用率只有71%，耕地/国土比率也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低；人均工程调水量在5到10立方米之间，与欧洲地区及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差距很大。因此，从国土综合开发低水平向高水平提升，仅从需求侧看，这一领域投资的增长潜能。

  未来15年，开发提高国土利用率到76%，增加5个百分点的可利用土地，人均工程调水量从目前的10立方左右提高到150立方米。从结构方面看，大体就是再增加5亿亩耕地、1.5亿亩可用于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可利用土地、7000万亩园地。投资工程调水增加可利用土地，加大经济发展生产和需求的战略回旋空间，可以形成“水土开发投资需求—土地要素与劳动力组合投入产出—新增工农商财富分配—增加就业和国家的支出”循环，国土淡水和土地的再开发，将会成为未来15年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之一。按照每年调水增地工程新增的投资计算，平均获得新增长动能为0.42个百分点。

  无论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1]，还是未来经济还能中高速增长的潜能[2]，从生产侧来源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提高生产效率、城乡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改革价值溢值。而从需求侧来看，1978年前至今的经济增长潜能则来自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放开，使低收入地方的就业向高收入地方流动；对外开放制造业与流入的劳动力结合，增加了外出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居民的就业收入。

  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生产财富—收入分配—需求支出”流程的改革，涉及利益方诸多，较为复杂，难度很大。而宏观总量性扩张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无法解开迁移受阻、农民土地房屋财产性收入关闭、降低进城常住人口居住成本、政府支出向居民福利大幅度调整等导致国内总需求不足深层次的体制梗阻。

  而未来15年，需求侧新经济增长的潜能，则需要更大力度地推进废除户籍管制、人口自主迁移、促进市民化城市化等体制改革；需要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使农村和城镇居民获得以地为本创业和资产理财性收入；降低居住成本和提高政府民生支出比例，增强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当然，还包括通过工程调水改变水资源分布，适当调整人口和劳动力的地区结构，在国内接纳东部制造业转移，增加他们的创业就业机会，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增量，形成新的国内消费需求规模，疏通中国北部经济的流动和循环。

  如图所示，从结构上看，居民收入分配、消费支出、居民投资和政府民生支出的（10）到（13）二元体制改革与增长算式，其仿真推演需求侧各自新增长潜能的加总，是本文需求侧总量增长算式（9）仿真推演的需求侧新经济总增长率3.11%。（注：因篇幅没有显示算式）其再加自然经济增长[3]，就是未来15年经济中位水平年均5.5%左右的上涨的速度。